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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墙延长工程昨开工

昨日，第一场冬雨冷冷凄凄地洒下，打湿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万人坑”前的广场。随着“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墙”（民间又称“哭墙”）延长工程昨正式开工，长期埋藏在亲人们心中的悲痛记忆和文字史料中的1655个遇难者姓名，将在明年清明节前镌刻到“哭墙”上，从而让这些遇难同胞找到新的归宿。届时“哭墙”上的遇难者姓名将突破1万个。

这堵墙

这堵墙，刻着1万多名遇难者的名字。

这堵墙，背后是30多万个鲜活的面容。

这堵墙，寄托着我们对逝者无尽的哀思。

这堵墙，提醒世人永远勿忘历史，珍爱和平......

这些名字即将刻上“哭墙”

明年“哭墙”上遇难者姓名将达10324个

著名的“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墙”位于纪念馆“万人坑”前，是由中科院院士、纪念馆一二期工程设计师、东南大学齐康教授设计的，老百姓称之为“哭墙”。上面镌刻着战后初期，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以及解放以来各时期的幸存者口述证言、出版的各种史料、遇难者家属提供的遇难者名单。

朱成山馆长昨天告诉记者，现在的“哭墙”长43米，高3.5米。受条件限制，1995年初“哭墙”刚建立时，上面只刻有3000个遇难者姓名。后来，经过各方努力，遇难者名单寻找、征集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到2007年纪念馆三期扩建工程竣工时，“哭墙”上的姓名又增加5600多个，使总数达到了8600多个。

近年来，包括纪念馆在内，各方对遇难者姓名征集继续进行，又发现一批遇难者姓名。朱成山告诉记者，遗属们强烈要求把这些新发现的姓名刻上“哭墙”，但“哭墙”面积不够用。后来，经上级批准，纪念馆开工延长“哭墙”，接着原有部分向“万人坑”方向延伸26.5米。延长时，“哭墙”沿用灰褐色、整体墙面凹凸有致的风格不变，高度也不变，墙的主体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用大理石装饰，墙面采用花岗岩，遇难者姓名就刻在花岗岩上。

朱成山说，这次“哭墙”延长后，纪念馆将把近期新发现的全部遇难者姓名共有1655个一个不剩地刻上。届时，“哭墙”上的遇难者姓名将达到10324个，“以后发现新的遇难者名单，将继续刻上。”

据悉，整个“哭墙”延长工程在明年一季度完成。明年的清明节，遗属们可以到此祭奠亲人。

每个名字都要经得起历史检验

两种途径确认遇难者姓名

1、遗属或亲人书面提出，纪念馆组织专家进行核对，寻找现有史料印证，符合的才能定下来。

2、从史料上寻找，相对而言，这种方式找到的遇难者姓名真实性较高。

“这1655个名字绝不是随便找的，而是严格考证，必须符合南京大屠杀发生的范围，符合南京大屠杀发生的时间，明确是在哪儿遇难的。我们要求每个刻上‘哭墙’的名字都要经得起历史检验，确保真实性，这是一项严谨而重要的工作。”朱成山说。

据了解，即将刻上“哭墙”的遇难者姓名，通常由遗属或亲人书面提出，也有少部分是从史料上找到的。相对而言，史料上的姓名真实性较高，遗属们提出的则要经过严格考证，包括遇难者的姓名、年龄、籍贯，以及遇难时间、地点、方式等，比如遇难方式，是通过枪杀、活埋、刀劈、火烧，还是其他方式，都要清楚。

朱成山说，遗属们提出后，组织专家进行核对，寻找现有史料印证，符合的才能定下来，看似只挖掘到1000多个，其实里面包含了大量幕后工作。

纪念馆有许多遇难者遗属们寄来的“证明信”。记者随手打开了一封，是家住南京市鼓楼区福建路的韩顺华大爷寄来的。他在信中详细介绍了岳母的父亲杨春泉被日军杀害的经过：

杨春泉曾是大行宫警察局一名巡警，南京沦陷前作为留守人员，负责难民营治安。日军破城后，一部分中国军人败退下来，脱去军装进入难民营。日军喝令杨春泉等人交出，遭到拒绝。12月25日，日军开进难民营，把戴有“国际红十字”袖标的留守人员全部带走，拉到燕子矶江边集体枪杀。杨春泉同事窦某幸未中枪，但被刺数刀，他强忍疼痛装死逃过，后来住到堂坊廊。据窦某回忆，此番屠杀遇难者达200多人，杨春泉就在其中。

韩顺华认为，窦某作为证人，与民国档案留守人员名录、国民政府为遇难者家属发放慰问金、燕子矶是死难同胞遇难处等史料可以相互印证。他建议把杨春泉的名字刻上“哭墙”，“让后人记住他的气节，让家人在清明祭奠时有个地方。”

收信后，纪念馆对杨春泉的身份进行核对，经专家考证，确认他是一名遇难者。

记者拿到部分即将刻上“哭墙”的姓名，发现有的遇难者无姓也无名，比如三呆子、二道标等；有的有姓但无名，比如刘傻子、王老二、许小四等；还有的只是某某人亲戚，比如赵春生三叔、赵春生姐、戚秀英父亲、庞世昌哥哥等。

朱成山解释说，这样的姓名也是有依据的，因为有的村子或院子是被集体屠杀，仅有少数幸存，叫不出遇难者的具体名字，但他们几个人提供的信息能相互印证，当时确有这样一个人被杀，时间、地点、遇难方式与史料对这个地方的记载相符，那这个姓名也是可信的。

将从43米增加到69.5米，墙上遇难者姓名也将突破万名。

“哭墙”成为遗属们祭奠集中地

事实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往往没有尸体，没有坟墓，“哭墙”已经成为不少遗属们祭奠亲人的唯一所在。每到清明节，都有众多遗属到“哭墙”前，摆好供品，然后焚香，献花，洒酒，跪拜，通过各种方式悼念他们的亲人。那时，“哭墙”姓名旁边被粘上去的一支支菊花，成为刺痛人们深处记忆的一道别样风景。

昨天，家住江宁东山94岁的孙华富老人，一大早拄着拐杖，冒着冬雨赶到“哭墙”前，久久出神地凝望着“孙华金”、“孙李氏”两个名字，那是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哥哥和奶奶。从2007年亲人名字刻上“哭墙”后，他无论是否是节日，只要有空，肯定都来。

“我记得是12月14日那天，村里的人乱成一锅粥，急着向防空洞跑，68岁的奶奶腿脚不便，以为鬼子也就抢点东西，留在家里没走，结果被中了枪。奶奶的血不断地往外流，直淌了三天，奶奶才离开……”当时跟他一起逃跑的哥哥也未能幸免。“如果他还在的话，今年刚好一百岁，看到‘哭墙’就会想起哥哥。”孙华富老人一边哽咽，一边踮起脚尖，颤颤巍巍地将一朵黄色玫瑰放在奶奶的名字下面。

奶奶和哥哥遇难后，没有留下坟墓，孙华富老人一直没地方祭奠，后来他们的名字刻上“哭墙”，他才心安。如今年岁已大，为了不留遗憾，他坚持连续两天过来祭拜。

那些等待着把亲人姓名刻上“哭墙”的遗属们，此刻心情同样不平静。昨天下午，记者拨通了韩顺华大爷的电话。他早已听说杨春泉的名字会被刻上“哭墙”，所以很欣慰：“因为没有坟墓，家里已经几十年没地方祭奠老人了。这次‘哭墙’延长以后，把杨春泉的名字刻上，明年清明，我和家人一起去悼念，总算有地方了。”

远在河南的包世杰老人今年77岁，他同样期待父亲包久宏（洪）的名字能刻上“哭墙”。当年作为留守南京的特务营的一名文书，父亲被日军杀害在中华门。想到这儿，老人有点激动：“父亲的名字刻上去，我好让我的子孙们前去悼念。”

1万个姓名不能否定“被害30万”这一史实

有人提出，与当年30多万的遇难者人数相比，现有的1万多人的遇难者名单差距太大，与史实相比照显得单薄，似乎说服力不够强。对此，朱成山明确表示，绝不能以这个1万多人的遇难者名单，来恒定或否认30多万同胞被日军残酷杀害的事实。

“这个‘30万’，是远东国际法庭审判得出的法定数字；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30万，是一个法定的不容更改的事实，也有大量的史料和研究来证实这一点。”朱成山解释说，现在遇难者名单只有1万多人，是因为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着手调查遇难者名单，时间跨度长，种种限制条件多，寻找名单的过程十分艰辛，一个个找到也不现实，能找到1万多个名单已属不易！

“可以再打个比方，广岛原子弹爆炸死亡10多万人，可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馆刻下的受害者名字也不过才1万多人，难道你因此就能否认死亡10多万人的事实吗？”

《申报》1945年11月即用“南京大屠杀”一词

昨日，《战时中国新闻传媒和南京大屠杀》（上、下册）在南京面世，该书对当年中国新闻传媒是如何报道这一南京大屠杀的活动，首次进行了全面论述，明确指出，虽然中国新闻传媒的报道起步晚，但后来居上，成为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主力。

《战时中国新闻传媒和南京大屠杀》上、下两册，90多万字，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盛鸿所著，也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组织编撰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文献系列丛书”的第26、27卷，还是去年出版的《西方传媒视野中的南京大屠杀》的姊妹篇。

经盛鸿在该书中提出了许多新的论点，澄清了一些长期流传的错误见解。他经考证认定，中国新闻报刊第一次鲜明提出“南京大屠杀”这一名词的，是1945年11月25日上海《申报》第1版刊登的报道《南京大屠杀罪行将公布！》这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中，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此外，经盛鸿经过考证，认定1938年2月延安《新中华报》连载的文章《尸山血海的南京——敌在南京之空前暴行》，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传媒第一次报道南京大屠杀。

英国出版图书介绍江东门纪念馆

昨天上午9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概览》在南京举行首发仪式，这是今年南京举行的纪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系列活动的第一项。该书由伦敦出版（香港）有限公司出版，分为中、英文两个版本，对纪念馆的建筑、展陈、雕塑、学术研究、社会教育、和平交流等专门进行了详细介绍。

馆长朱成山说，这是第一本由国外出版社发行的专门介绍纪念馆的图书，采用中、英双版本进行介绍，为国内外读者了解纪念馆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提供了便利。

责任编辑：晓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