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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温州人因其聪明勤奋、全民办厂经商而被关注。近年来，他们更多的与炒楼、放高利贷联系在一起。专家认为，之所以有一些温州企业家热衷于投机炒作和高利贷，是对给定环境和政策的理性反应。做实业利润微薄，备尝艰辛，投机炒作一本万利。这背后反映出民营企业长期以来的发展困境。

温州企业遇到的困局不是个例，更应被看做是中国民营经济未来发展将共同面对的大问题，同时也说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很多制度性、政策性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特别是那些限制和阻碍民营企业发展的制度和政策，更需要我们进行深刻的反思。而国家也需对当前的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和其它政策作出相应调整。

蜕变

缘于对给定环境的理性反应

改革开放初期乃至数年之前，温州人的兴趣都在办厂经商这些“实业”上，他们凭借对市场的敏感以及坚韧不拔的勤奋精神，从模仿开始扎扎实实做实业，成就了“温州模式”。短短几年间，温州人把打火机、灯具、眼镜、制鞋这四个产品利润率都谈不上高的产业，做成了温州的支柱产业。此次被媒体曝光的因不堪忍受高利贷跑路到美国，刚刚回国的胡福林就曾经被称为“眼镜大王”。然而，近几年来温州人更多的是与放高利贷、炒煤、炒楼这些投机炒作联系在一起。甚至有人说，许多地方的高房价就是被温州人炒起来的。

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温州的一些企业家不再热衷经商办实业，而是一窝蜂地去放高利贷炒楼、搞投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义平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说，不是温州企业家突然之间变得不理性了，他们像所有普通人一样，都会在给定的条件下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方案。今天之所以有一些温州企业家热衷于投机炒作和高利贷，是对给定环境和政策的理性反应。对于那些老老实实做实业的温州企业家来说，他们要面对人民币不断升值、原材料涨价、成本上升、工人加薪和用工荒等诸多困难，一年下来挣不到多少钱。相比之下，拿钱炒房子，买煤矿，甚至放高利贷，来钱就快多了。

据报道，一些做实业的温州企业年利润达到百分之十已经非常可观，而放高利贷或者炒楼轻易就可达到百分之二三十乃至四五十。有一位温州老板做实体经济，一千来人的厂拼死拼活干，一年利润刚刚百万，可他夫人在上海买了十套房，八年后获利三千万。

困境

既有典型性也有普遍性

接受《经济参考报》采访的多位专家认为，今年民营企业遭遇贷款难、融资贵的问题不仅是温州一地的现象，在全国其它地方也非常普遍。温州的情况虽然有一定的特殊性、典型性，但同时也非常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它折射出了当前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国际经济形势不稳的大背景下，广大中小民营企业真实的生存现状。

据全国工商联的调查，90%的中小企业没有得到贷款，浙江有80%的小企业完全依赖于民间信贷，深圳有70%的企业有融资困难。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在浙江调研时发现，当前部分地区民间金融呈现高利贷化。金融二元结构导致利率的双轨制，即官方利率低，民间利率趋高。国有企业和政府在体制内融资，其贷款利率是非常低的，当前正规体系的贷款利率7%左右。但是民营中小企业只能依靠民间信贷，利率非常高。浙江民间借贷利率最高达到180%，武汉、南京等地最高为120%，而中小企业利润率最好的也只有3%。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认为，民营企业发展还面临高税负和高行政成本的问题“政府各部门的收税太多，社保的费率太高，这些导致一些企业支撑不住。而且，一些政府部门对企业的审批、年检特别多，行政上的干扰，吃拿卡要，导致民企隐形费用大大增加。”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长刘迎秋则指出，除了融资不便，民营企业发展中社会性的歧视，政策支持力度不够，就业安排支持力度不足等问题也显得越来越突出。

刘迎秋表示，中小企业是社会稳定之基，创业创新之源。我国75%的就业靠中小企业，90%的新增就业靠中小企业，全社会65%的专利、75%以上的技术创新和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也是靠中小企业。但是，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一直以来就处于一种极端的困难境地。既没有资金支持，又没有市场的需求支持，再加上近几年受工人工资上涨和原材料价格上升等不利因素影响，民营企业遇到与以前完全不同的困难，所以其发展相对而言始终处于弱势状态。

周天勇强调，如果今天民营企业面对这些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任凭这种情况继续恶化下去，会对民营企业本身和国家发展造成三方面不利影响。首先，导致制造业过度转移，在尚未完全实现工业化的时候过早形成空心化；其次，就业困难，失业率上升，农民工大规模返乡现象再现，甚至有可能在今年末、明年初就会出现农民工大量返乡；最后，中小企业倒闭越多，失业人口越多，进一步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反思

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

专家们认为，温州企业遇到的困局不是个例，更应被看做是中国民营经济未来发展将共同面对的大问题，同时也说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很多制度性、政策性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特别是需要对那些限制和阻碍民营企业发展的制度和政策进行更深刻的反思。

李义平就表示，发展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平等进入”原则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平等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真谛，只有平等进入才有公平竞争。然而时至今日，虽然出台了两个“非公经济36条”，但依然是雷声大、雨点小，现在的问题是落实，而落实两个“36条”中负有责任的一些部门恰恰是既得利益者。中央政府必须强力推进两个“36条”的落实才能切实保证民营企业发展。

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从根本上来说，导致民营企业生存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基本经济制度出现了问题，没有与时俱进。基本经济制度中规定，我国是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如果将以公有制为主体，变为以公有制为主导，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政府诸多文件报告中都提出要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但因为涉及到利益集团，这些都无法落到实处。所以现在更重要的是把政策落到实处。要实现这一点，首先要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做好利益调整，政企分开。

李义平也认为，这种不公平还体现在对国有经济有意无意的偏袒上。国有经济可以廉价地使用大量资源，包含资本资源和自然资源。有的国有企业可以从银行便宜地获得贷款，然后再往外放贷，当“二银行”。

刘迎秋表示，现在社会上所说的“国进民退”虽然并非是国家的战略安排，但是国家政策导向确实容易让人产生这样一种感觉，特别是2008年下半年4万亿刺激经济增长计划出台后，大量资金流向国有企业和房地产领域，尤其是在2009年央企、国企大范围在各地拿地，许多“地王”后面大都有央企和国企的影子。而与此同时，广大中小民营企业因其担保能力一般比较弱、信用记录可能不完整等先天不足，融资方面所能给的平台机制不健全，获得的信贷支持很欠缺。

应对

政府今后需要有所行动

专家们认为，中小企业如何谋得融资，政策、环境、金融等如何发力，已经不是单一的问题，也不是温州等个别地区的问题。可以说，温州这方面问题解决好了，对其他地方民营企业发展肯定有借鉴意义。

李义平表示，今后各级政府应该在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营造鼓励创新的氛围上下工夫。中国企业至今原创性极少，温州企业是靠模仿起家。政府应该切实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企业的创新利益，激励创新，在政策设计上有利于人们扎根实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刘迎秋认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国家应该尊重民营企业的贡献。国家可以通过制定优惠的财政、税收政策加强对中小企业的财税扶持力度。短期内给予中小企业税收优惠，切实减轻中小企业税负，鼓励创新，扶持创业，缓解中小企业因为吸纳劳动力而带来的成本压力和负担。要把地下钱庄地上化，黑市交易白市化，非法交易合法化，把过高的利率下降到符合市场发展规律的平均市场水平。

周天勇也建议，除了要减少中小企业税务负担外，政府需要转变自己的角色，从监管者转向服务者，进一步减少、简化行政审批，坚决清理和取消不合理收费，治理乱罚款、乱评比、乱收费等。

李义平认为，对于广大民营企业自身来讲，应当抱有一颗平常心，扎根于实业。实业是一国经济真实的基础。日本、德国、韩国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功都在于此，因为他们都拥有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民营企业。光靠炒作是既不利于经济健康发展，也不利于自身发展壮大的。

保育钧则对《经济参考报》记者强调：“目前大民营企业还是比较好过的，它们应该借助这次机会，对中小企业加快兼并重组，在一些行业、产业实现一次大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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