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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冠兰失踪了。

距离她最后一次在家露面，已过去近6个月了。61岁的母亲刘香莲清楚地记得，这一天是农历四月初六。那一天，她去庙里上香了。俩人恰巧错过。女儿只在桌上留下了一只煮熟的鸡、几把香蕉。之后，便“再也没了音讯”。

近来，一种不祥的预感越来越令她不安。“害怕跟上一个不好的人……害怕得不行。”她喃喃地说。自从41岁那年生下这个女儿，母子俩还是第一次这么长时间的分离。

刘香莲无从知晓，早在8个多月之前，她的小女儿就已经出事了。今年2月14日，情人节这天，18岁的陈冠兰在慢摇吧先被灌醉，后遭强奸。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陈冠兰又被同一个人数次强奸。

仅读过夜校的农村妇女刘香莲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女儿竟然会遭到传说中的“当地黑社会老大——‘大更良’”的祸害。

中国青年报记者获悉，绰号“大更良”的孔得红以及他的团伙浮出水面，缘于一位受害当事人家属的网络举报。

受害人家属在甘肃省政府网站举报孔得红强奸多名女中学生，得到甘肃省省长刘伟平的高度重视。

今年2月9日，刘伟平作出批示：“请省公安厅派专人调研，可采取暗访，如属实，坚决打击，严惩犯罪分子。”

此后，甘肃省公安厅刑侦总队介入秘密调查。此案后被警方定为“孔得红恶势力团伙专案”。首恶分子孔得红很快进入警方视野，其“恶势力团伙”也迅速走向末途。

日前，获悉永靖县人民法院将于近日开庭审理此案，中国青年报记者赶赴当地展开调查。

案发举报

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孔得红于2011年4月24日10时被永靖县公安局逮捕，通知家属的原因是“因涉嫌非法持有枪支罪”。据悉，为防止意外，孔得红及其主要团伙成员已被押往临夏看守所看押。

2011年8月21日，永靖县公安局以孔得红、孔德军、马国庆等三人涉嫌故意伤害、寻衅滋事、强奸、非法持有枪支等罪名移送永靖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2011年10月7日，永靖县人民检察院以永检刑诉（2011）51号《起诉书》对孔得红、马国庆提起公诉，指控孔得红犯故意伤害、寻衅滋事、强奸、非法持有枪支罪，指控马国庆犯非法持有枪支罪。

“大更良”被抓的消息在永靖县城不胫而走，在当地引起不小的震动。

据称，警方逮捕孔得红时，随身发现性药若干、现金6000多元。在他曾驾驶的一车辆后备厢，发现藏有猎枪弹、望远镜、砍刀等工具。

长年在外地工作的举报人许女士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因学籍问题，女儿一直在老家上学，由外公外婆照料，“一直挺乖的，很阳光”。有一天，女儿突然给她打电话：“妈妈，你给我转学”、“我在永靖见不了人了”……

这起初并未引起她的重视，还以为是女儿和外公外婆发生了生活小摩擦，仅是开导女儿不要着急。直到一年后，她的亲戚发现女儿和孔得红一起在街上闲逛。

“脑子一片空白。”许女士说。撂下电话，许女士紧急赶回永靖，从女儿口中得知了孔得红多次强奸多名女中学生的事实。

“这个事情太残酷了。这是我一辈子的遗憾，如果不站出来，我要内疚一辈子。”许女士说。听完女儿的哭诉，她决定要为女儿和受害的女孩子讨回公道。此后，许女士开始了执着的网络举报，最终惊动了甘肃省省长。

在举报信中，举报人称“近期从不同途径得知，在永靖县活跃着一帮黑恶分子，在永靖中学、刘家峡中学、移民中学周边活动，采取诱拐、威胁、强迫手段，强奸在校女生，并利用无知少女受到侵害后羞于声张的心理，以及威胁家人安全等手段，继续逼迫受害女生供其淫乐，甚至采取多种手段将受害女生发展为其帮凶，为其物色、诱骗其他女生。”

有女生由于羞于声张的心理甚至直接“威胁”警察：“如果将此事告知家长，马上跳楼”。

据办案民警透露，仅公安机关调查到的涉嫌被孔得红强奸的女生就达10人左右，其中绝大部分是在校女生，且受害时大多未满18周岁。

花季泪

时隔两年之久，许佩佩仍难忘记2009年12月那个晚上带给她的终生恐惧。

当时还在上高三的她和朋友肖淑芳到天王歌厅去唱歌，在包厢遇到了“大更良”。他向服务生要了瓶奶茶，许佩佩喝完之后，感觉“不知怎么回事，头晕得不行，腿有点抖”。

醒来时，许佩佩发现自己衣衫不整地躺在一辆车的副驾驶位置上，她意识到自己被强奸了。

据受害人许佩佩回忆：当时，孔得红还威胁她“公安局里有我的人，告了也不管用。学校也有我的人，我让你在学校呆不下去。公安局去了你也说不清楚。到底是我强奸了你，还是你引诱了我呢？你不要告我，告的话就对你家人不客气。”

惊恐中的许佩佩还听到孔得红说：“你以后就是我的女人了，不许跟别的男人有来往。”

事后，许佩佩才明白过来，这是朋友肖淑芬和孔得红合伙设下的一个骗局。她怀疑当时喝的奶茶里被下了迷药。此后，许佩佩和肖淑芬反目成仇，再无交往。

“我非常恨她。你已经这样了，怎么能把我也拉下水呢。”擦干眼泪，许佩佩冷静地说。

“我当时想，抓住了又能怎么样，我顾及自己的名声，怕闹得满城风雨。”她哭着说。此后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许佩佩再也没能摆脱控制。其间，她怀孕两次，两次都做了药流手术。第二次做手术时，她发现自己染上了严重的性病。医生告诉她，此病极易复发，难以完全治愈。

一度，许佩佩想到了死，几次差点在黄河边轻生。

对这些正处花季的女中学生来说，被“大更良”盯上，无异是一场人生噩梦。时至今日，王丹仍成天生活在“提心吊胆”之中，“生怕家里人知道，知道就完蛋了”。

王丹向记者回忆，当时还在上初中的她和另一个女生起了冲突。该女生立即打电话叫来了孔得红。不一会儿，孔得红带着一群年轻小伙子来了，威胁她“以后不要再惹事”。

2009年夏天，辍学不久的王丹在天王慢摇吧再次遇到孔得红。

“妹子，你在这做什么呢？咱们去玩儿。”

“我不走。”

“跟我走就行了。”

随后，王丹被拉到附近的一家酒店。

“到我房子里喧一会儿。”（当地方言，指聊天。——记者注）

“我要回家。”

“你放心，一会儿我就送你回家。”没有意识到危险的王丹跟孔得红上了楼，后遭到强奸。

“我反抗了。我先是哭喊，后来又踢了他一脚。但他力量太大，最后我还是被强暴了。”王丹说。

少女劫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调查，一般情况下，孔得红在强奸女孩子后，经常会用给生活费、请吃饭、送手机等“小恩小惠”的方式笼络这些女生。“关系”巩固后，孔得红要求其中一些女生为其物色新的女中学生认识，并设圈套拖女学生下水。

在受害女生刘蓉看来，孔得红之所以会选择学生下手，是因为“学生脑子比较简单，可以轻易骗到手”。

“女孩子都爱虚荣，被人欺负了，就贴上去了。”刘蓉说。有的受害女生遭强奸后，产生厌学、辍学的念头，甚至有人自暴自弃。

“我真的想不通这一点，这些青少年是非观念、法制观念（怎么）这么淡薄。”中共永靖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曾祥林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采访中，中国青年报记者发现，受访的几名受害女生都多少与父母关系较为疏远。其中一名女生的父母长期在外地，跟女儿的沟通基本靠电话，一年中很少有时间能在一起。其余两名受害女生的父母对发生在女儿身上的悲剧，竟毫不知情。

“孩子在干什么，压根儿不知道。”刘香莲说。不久，还在读初三的女儿陈冠兰突然向父母提出“不想念书了”。刘香莲当时并没有多想，“供也供不下去了，也就没格外强求”。

刘香莲发现，从今年开始，女儿突然开始学画眉毛、化妆，嚷嚷着买新衣服。这位母亲现在后悔不迭，当初没有注意到女儿身上的这些变化，最终酿成这场人生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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