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米网』域名资讯平台

12月初的冬季，辽宁省盖州市地界的渤海区域，已经开始结冰。

海边的修造船厂沙滩上，排满了密密麻麻的渔船，除了更勤奋的船主仍然不辞劳苦地继续驶向暖和的江浙地区捕鱼，一年乘风破浪的大小船只陆续回家，开始休整。

从距离海岸一公里的公路望过去，只见到一面面五星红旗，在冷啸的海风中齐齐地迎风招展，非常壮观。

一年难得回一次家的船主们喜欢聚到同村人中打麻将、抽烟、唠嗑(聊天)。

年收入100多万元的大船主、运气不好亏本得快要走投无路的船主，聊着同样的话题，为同一个段子哈哈大笑。

这是一个似乎没有机会进入公众视野的群体，很难有人能够把这些带着“赵本山式”幽默风格说话的东北农民，与频繁曝光于中韩外交新闻中的当事人联系起来。

这是一群会把“苏格兰情调”念作“英格兰调情”的朴实得掉渣的人，却绝不像韩国媒体报道中挥舞着棍棒、铁锹来对抗催泪弹和照明灯的人。

这是一个只在新闻中成为符号样板的、却长期作为个体被忽略的群体。

去韩国打鱼那些事儿

越界偷鱼，进入时是提心吊胆，战战兢兢，撒一网，运气好时能满载，赶紧往回跑，有时候下几次网也捞不着，就得呆上两三天，心惊肉跳的

去韩国打鱼，在传统渔业村北海，是完全不避讳的话题。

祖祖辈辈靠海吃海的村民，把为生计而奔波到远海打鱼视为理所当然。

58岁的船主刘会生回忆，刚开始中韩没有划线时，渔民们都知道那是公海，中国渔船可以进，韩国渔船可以进，日本渔船同样可以进，渔民们习惯将其作为传统渔场涉足。画线后一开始也不太有国界的概念，大海不同陆地，当时的船也没有现在那么先进，能够从导航上看出界标来。

“但那个时候去得不多，家门口就有货(鱼)，近海捕捞就很可观。”刘会生说。

渔民转战韩国附近海域是近十来年的事。

黄海靠韩国一侧海产品丰盛是渔民共知的事实，因此越界捕捞便是常有的事。

北海船主张家波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越界偷鱼，进入时是提心吊胆，战战兢兢，撒一网，运气好时能满载，赶紧往回跑，有时候下几次网也捞不着，就得呆上两三天，心惊肉跳的，打到鱼回来时心才落定。

渔民们回忆，过去韩国管理比较松，一般发现越界捕捞渔船，就先警告，然后驱逐，后来渐渐严格起来，把船拖回韩国后，就要罚款，一开始罚得少，也要十万八万的。

“近三年是罚得相当多，一艘船没有20万元拿不回来。”刘会生说。

今年10月，北海村的三艘30吨级渔船被韩国海警扣押，韩方称其“非法捕捞作业”，并扣押了31名船员，还声称将以“妨害公务”罪名起诉其中的5人。但在三天之后，韩方仍以接受罚款的方式放船放人。

北海村村支书钱希荣向《法治周末》记者透露，上述事件总共交了81万元人民币的罚款，由船主们自行凑付。

由于韩国打击渐严，加上罚款节节攀升，一次被抓，遭遇巨额罚款，就可能导致船主倾家荡产，村里的渔民目前成立联合组，共同应对风险。

张家波向记者介绍，现在一般是由20至30户船主组成一个联合组，平时也往往一起出海打鱼，其中如有任何一只船被抓住要罚，则罚款由全部船主平均分摊。

10月份的事件中，被扣押的三艘渔船所在的联合组有29家，于是每家凑了4万元，把船赎了回来。

沿海的西崴子村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船主说，越界捕鱼时一般都过去二三十艘船，如果被韩国海警发现，就跑，海警力量有限，往往只能抓住其中几只，大部分船都跑掉了，大家回来点数，发现跑丢了几只，知道被抓住了，就跟韩国谈判，讨价还价之后，筹钱救人。

被抓的船主不会落下抱怨，大家只会说你们倒霉老(极)了，大家都跑得掉呐。

这名船主还说，为了降低被韩国抓住罚款的风险，他们还曾经顶着12级的大风出海打鱼，因为彼时风力太大，非常危险，韩方既不会出动舰艇也不会出动直升机来执法。

西崴子村另一名超过13年船龄的船主说，他们甚至尝试过在被追赶得实在无法跑掉时，为了阻却韩方执法，就将海水放入船中来，海警无法登船只好退走，随后才费劲将海水又抽干。

渔民们还抱怨韩国采取的举报偷鱼奖励提成政策，他们说韩国的渔民热衷于向韩国当地海事主管部门举报中国渔船越界捕捞，因为海事主管部门抓住中国渔船罚款后，会给举报者提成奖励。

“失海”远行

污染严重和过度捕捞是导致渔业资源减少的重要原因，但相关部门的执法不严，也难辞其咎

张家波亲历了新中国的渔业发展。上世纪60年代村里生产队开始养船时他就跟着跑船：“那个时候要贫下中农才能去跑船，怕成分不好的人有海外关系，当船员的收入不错，好的时候每天一元。”

他向记者回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捕鱼的黄金时代，当时“家门口货多”。

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上世纪80年代近海捕捞上来的海蜇这么大———一只三四十斤，当时海鲜却不值钱，只能卖到4分钱一斤，现在能卖一斤四五十元了，海蜇却越来越小，20斤的都少见了。

今年渔民们甚至一只海蜇也没见着。

位于辽东半岛西北部的盖州有42公里的海岸线，年产渔虾蟹贝等以10万吨计，海蜇产量全国居首，占据全国产量的60%。

沿海从事捕捞的渔民也靠海吃海富了起来。

下辖沿海四村的团山街道办书记孔垂令向《法治周末》记者介绍，四个村3.6万人口，有50%的人养船(自己有船从事海上捕捞作业)，在捕捞业和海产品加工业的带动下，今年村民的人均年收入达到1.2万元，这是去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两倍。

近十年来，渔民慢慢发现，海蜇越来越小，各种鱼越来越少，过去活跃的青皮鱼、鲅鱼、油扣鱼现在几乎难觅踪影，而最受市场欢迎的对虾已基本绝迹。

当地渔民喜欢使用小眼渔网，一网撒下去，大鱼小鱼全上来，渔民则享受这种满载而归的喜悦。

小眼渔网一直为韩国立法禁止，这也成为越界渔民频繁“犯规”的原因之一。由于渔业资源告紧，近两年中国也开始严格限制渔网网眼规格。

船主刘会生感慨，污染严重和船多过度捕捞是导致渔业资源减少的重要原因，但相关部门的执法不严，也难辞其咎。

坐在《法治周末》记者面前的船只主们纷纷抱怨，每年6月20日到8月20日的休渔期，本来就是为鱼产卵、小鱼孵化专门留出的种群休养生息期，当地却总有渔船在休渔期内就捕捞，而主管的渔业部门却坐视不理。

更有甚者，船主们反映，有时渔业部门还告知船主，只要缴纳2000元罚款，就可以在休渔期继续捕捞。

渔民们为此纠结不已———他们清楚这种掠夺式开发导致的渔业资源枯竭的恶果迟早也得自己或者子孙承受，但他们却难以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将手指般粗细的小鱼一船一船地运走，而自己却老老实实地独善其身。

孔垂令特别理解渔民的痛苦，他知道渔民希望政府管住污染，希望政府严打违法捕鱼，该休渔的时候休渔。

“可是我们没有执法权，执法权在地市一级，除了宣传再宣传，我们什么手段也没有。”孔垂令说。

渔民往韩国跑，去偷鱼，孔垂令也很清楚，可惜除了安排村民多上些法治教育课，他别无办法：“没有吊牌权，没有罚款权，没有取消油补权，只有教育权。”

船主刘会生说，在当地电视频道上经常出现诸如朝韩关系紧张，越界捕捞危险，越界偷鱼要受重罚，后果自负之类的告诫，村干部也曾拿着相似的通知挨家挨户地让船主签字，不去韩国打鱼。

但是字是照签，鱼仍是照打。

船主张家波透露，大船出一次海，油费和雇小伙(船员)等费用要花掉8.5万元，如果找不着鱼，船主就会亏钱，一年总的费用算下来80万元左右，如果打的鱼刚好卖了80万元，这一年就白干。而如果满载而归，又幸运地没有被罚，一趟下来的收入则高达20万元至30万元。

要么空手而归，亏本或者白干；要么铤而走险，跑得了一次算一次。

进退失守

11月16日、17日，韩国海警逮捕了“非法”中国渔船26艘，被拘留的中国渔民数目不详。同以往一样，渔民只是外交事件中的符号

北海的渔船刚从韩国放回来不久，11月16、17日，韩国媒体又报道，韩国海警就逮捕了“非法”中国渔船26艘，被拘留的中国渔民数目不详。

遍查网络，没有任何信息显示这些船来自哪里，渔民又是哪里人，即使该消息被转载数百，同以往一样，渔民只是外交事件中的符号。

关心渔民的只有渔民。

北海村的渔民很快知道，11月份被扣押的26艘船就在他们的下游，渔民来自同属营口市的鲅鱼圈。

“26艘船，罚老(多)了，一艘罚了30万元。”张家波告诉记者他们听到消息。

其实中国渔民并非没有合法途径进入韩国海域打鱼。

依照国际法，在黄海海域上，中韩两国从领海基线往外，各自拥有12海里领海和200海里经济专属区。但中韩的200海里经济专属区延伸有所重叠，目前两国尚未就在黄海上的经济专属区划分界限达成正式协议。

2001年，两国签订的《中韩渔业协定》，其中划定了“暂定措施水域”，由双方采取共同的养护和管理措施。对违反规定者，双方按各自的国内法处理本国渔船。

区域后则为各国的专属经济区域，协定中规定两国渔船可申请配额进入对方专属经济区管理水域捕鱼。

由韩国颁发的授权中国渔民合法越界捕鱼的许可证是黑色的，渔民们称之为“黑牌照”，据说最开始的时候申报需要交费十多万元，整个北海村有28艘船拥有这一牌照。

这个可以光明正大、理直气壮进入韩国海域捕捞作为的黑牌，渔民都说现在不好办，没有几十万元拿不下来。

西崴子村一名船主说，打鱼靠的是技术和运气，同样进入韩国界面捕捞，不一定是有牌照的打得多，有时候没牌照的打得反而比持牌照的人多。

投入与产出的不成比例，渔民便也不太有绞尽脑汁办黑牌照的动力了。

近期，韩国官方连续声称将严厉打击中国渔船非法捕捞，韩国媒体也对此不断施压，据韩联社报道，明年许可中国渔船在韩国专属经济区的渔船数量和捕捞量将分别减少50艘和2500吨。

10月北海渔船被扣事件中，村民后来听回来的船员描述，当时韩国海警出动快艇、并从直升机上发射催泪弹和照明弹，一名船员还被橡皮子弹击中头部，后来被送入韩国医院救治。

接受罚款的船主被要求签字，所有损失自己负责之后，韩方放船放人。

韩国的高压态势令渔民们相当沮丧，趁着未入深冬，南方尚暖，从韩国回来后的渔船又到了山东和江浙，做年前最后一次远海捕捞。

回到村里的船主们闲下来开始在想以后怎么办的问题。

刘会生告诉记者，当年他们的渔业村并入现在的北海村，上世纪80年代时集体财产分线，农业村的农民分到了土地，渔业村的渔民们则自己出资购买了村集体的渔船，从事出海捕捞，以渔为生。

这是现在五六十岁船主的集体困惑，年纪大了，出不了海了，跑不动船了，回到村里没有地种，不知道该干什么，不知道以何为生。

这些人的子孙，子承父业的渔民，面临的困境更加严峻：近海无鱼可打，远海有鱼不能打，回家无地可种。

■链接

中国海域鱼资源越来越少，这也和中国渔民用拖网这样大量捕捞、涸泽而渔、只计数量不计质量的传统作业方式有关。而不像日韩采用的基本上是延绳钓 的作业方式，渔获量并不大，但钓上来的都是质量很好、外观漂亮、尺寸较大的鱼。日韩这类作业方式不会破坏海洋渔业资源，经济效益也很好。

但国内竞争激烈，鱼价格差距不大，不像日韩高品质鱼价格也很高，这也是导致我国捕鱼过于粗放化和不可持续性的重要原因。另外，每次出海成本包括油费和人工的不断增加，也是导致渔民放手一搏的原因之一。

不过对于韩国海警的做法，专家表示，东亚国家很多都是传统渔业大国，发生海上渔业纠纷其实很正常，各国只需按法律行事就可以解决问题。但不可否 认，很多时候本来简单的事实一旦添加了“民族感情”、“国家间对立”的话，就会演变成外交和政治事件，甚至加深国家间的矛盾和对立，这是很不理智的一种反 应。

据《环球时报》2008年报道，据韩国海洋警察厅公布的资料显示，从2004年到2007年4年间，韩国海警共计扣留2037艘非法作业的中国渔船。此期间被捕的中国船员达20896人，仅保释金就交了213.55亿韩元(1元人民币约合180韩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