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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4年中办、国办联合颁发《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至今，公车改革探索已走过18个年头，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每年公务用车购置费上涨势头却难以遏止。另据财政部2011年初公布的数据，目前我国每年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增长率在20%以上，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超过1000亿元。（5月27日 新华社）

公务用车制度是否需要改革，已无需讨论。然而，公车改革似乎陷入了“黄宗羲定律”。三百多年前，先哲黄宗羲就发现，历史上每次税改后，百姓负担降低一段时间后会涨到更高的水平，被称为“黄宗羲定律”。反观近年来国内车改，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公车似乎越改越多、越改越乱；而“每年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增长率在20%以上”的现实表明：打破车改“积累莫返之害”怪圈，已是刻不容缓。

这些年，车改一直在尝试，公车治理也在努力。但整体上看，似乎都太过温柔。去年底，中央公务用车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通报：全国党政机关共认定违规车辆17.95万辆。对于已经审核认定的违规车辆，必须处理到位，该收缴的收缴，该退还的退还，该调剂的调剂，该拍卖的拍卖。而早在2004年，中央和各省市也曾开展自查自纠，要求各地各部门如实填报《公务用车配备使用情况登记表》。好几年过去了，“公车私用”不仅未有效遏制，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公务用车仍然在自查自纠，这当然是让人遗憾的。

公车治理很温柔，公车改革同样雷声大雨点小。一方面是“公车改革探索已走过18个年头”，一方面却是“每年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增长率在20%以上”。公务用车购置费持续高增长，如此公车改革有何意义，地方政府哪来改革动力？可见，要使地方政府产生公车改革动力，有必要压缩公务用车预算，以遏制其超标配车用车的冲动。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则表示，要彻底实现公车改革，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取消公车。是的，公车改革要产生实效，需要政治决断以及强力推动，需要釜底抽薪之举：一方面，要使政府预算与实际支出公开透明，接受纳税人的质询；另一方面，要使普通民众对政府官员的监督称为可能——民众若不能对公车使用标准进行监督，没有公车数量公开、公车支出限制这类强力举措，公车改革不会有内驱力和推动力。

温家宝总理曾表示，对于公车私用问题，“应该管得住，必须管得住”。他强调，最根本的是两条：第一条就是公开透明，要让任何一项行政性支出都进入预算，而且公开让群众知道，接受群众监督；第二条就是民主监督。是的，改革遭遇阻力，在于权力没有真正受到制约，没有实现公众对官员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与选择权。要想真正破除公车腐败，通过权力制约剥离官员特权，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屁股底下一座楼”，将公车比作“一座楼”可谓恰如其分：它让我想到楼市调控之难。是的，楼市调控之所以取得成效，正是在于调控的决心已下。同样，对于公车改革，诚如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秘书长沈荣华所言，“既要有妥善的政策方案，更重要的是要有攻坚克难的决心和勇气。”——改革没有力度，公车只会越改越多；公车如此，其他改革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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